原创｜抗战时期的中国工业重塑及其贡献

读而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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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以说，抗战既是对中国工业承受力、组织力与创新力的一次极限考验，也是民族工业体系由“散”入“整”、由“弱”向“韧”的关键阶段。

陈晓清  苗萌萌工业和信息化部工业文化发展中心

全民族抗战是近代中国历史的重大转折，也是一场关乎国家工业命运的“总动员”。战争一方面以空前破坏力撕裂中国既有工业版图，造成东北、华北、华东大量工矿基地沦陷，原料、市场与交通网络被迫中断；另一方面，它又强制性推动中国工业完成了生死攸关的结构重塑：战时统制经济形成，工业西迁与再布局展开，国营经济成为骨干，重工业与军工体系由弱趋强，西南、西北工业迅速起步，技术和人才加速汇聚，现代工业管理与标准化初具雏形。可以说，抗战既是对中国工业承受力、组织力与创新力的一次极限考验，也是民族工业体系由“散”入“整”、由“弱”向“韧”的关键阶段。

研究这段历史之所以重要，还在于它启示我们：在极端压力下，如何以国家动员与市场机制相结合，快速重构产业链供应链；如何以区域再平衡与战略纵深理念，应对核心区受损后的产业接续；如何以技术攻关与标准化、人才培养与制度创新，为工业现代化打下底座。由此再观今日制造强国之路——先进制造、产业链韧性、自主创新与全国一盘棋统筹，几乎都可在抗战时期找到历史根系与精神源头。

抗战前后中国工业的演进、断裂与重构

鸦片战争至“九一八”事变前（1840—1931年）

近代工业在中国的发端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结构交织而生，总体呈现出“外力牵引、内生渐进、轻重失衡、海陆失衡”的特征。

工业布局以通商口岸与沿海沿江为核心形成条带状集聚，内陆相对薄弱。上海、天津、青岛、广州、汉口等港口与江河要津，形成纺织、面粉、火柴、烟草等轻工业群落；东北地区在日俄角力中依托资源与交通条件，发展出媒铁、机修等重工业雏形，但外资势力影响明显；中西部矿产虽丰，但运输、资本与技术受限，开发缓慢。

产业结构为轻工业主导，重工业薄弱。纺织、食品、日化等以民生消费为主的行业发展较快，金融商业和交通运输相对活跃；煤炭、钢铁、有色、机械、化工、电力等重化工业有所起步，但总体规模小、链条短，主要依赖进口设备与技术。铁路、公路、航运、电报电话、电力等基础设施逐步铺设，但网络不完整、地区差异大；能源结构以煤为主，油、电不足，动力装备对进口依赖显著。

管理体制呈官督商办、商办、外资主导并存。近代股份制、银行体系与保险航运逐步引入，但民族工业资本薄、融资难、关税体制长期受制。直到1928年关税自主权恢复才为民族工业创造了相对宽松的政策条件。行业公会、工厂制度、现代会计与劳资关系建设逐步萌芽。技术和工程人才培养开始于实业学堂、铁路矿务学堂等，但数量与层级不足。

总体看，至1931年前，现代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仍偏低，结构以轻工业为主，重工业短板突出。民族工业虽有积极进步，但缺乏完整的自主体系与战略纵深。

局部抗战与战备时期（1931—1937年）

“九一八”事变后，东北工业重镇相继沦陷，钢铁、机械、煤炭等基础行业受创严重，华北地区亦被逐步纳入日本侵略者的经济势力范围。沦陷造成的“工业断裂”倒逼国内产业结构与政策布局发生调整。

工业布局被迫内移，华东、华中与西北、西南的重要性上升。当时中国银行一项调查显示，1931年至1933年民族工业16个部门中营业额下降的达到了11个，1934年缫丝业停工率达80%，电气、印刷、制药等达45%。一些有识之士提议“将各种新式工厂分移于各省”，部分企业向华中、华南转移，内陆部分省份开始承接军工与基础工业项目的“预布置”，重庆、武汉、长沙、南昌、桂林、广州等地的工业功能得到强化。

产业结构开始“战备转向”。军需拉动下兵工、化工、金属冶炼、电机与修造业有所扩张；民用轻工仍为主体，但配套性、替代性产品开始被重视，如合成橡胶替代、药品与军需纺织持续扩能。对进口设备与原料的依赖未能根本改观，但“关键品”国产化议题走上政策议程。

管理体制“统制色彩增强”。1932年国防设计委员会成立，1935年又与兵工署资源司合并易名为资源委员会，作为国家工业化管理机构推进资源统筹、物资管制与军工布局，系统引进技术与人才培养，逐步完善行业公会、标准计量与检定机制。对外贸易与外汇管理更趋审慎，战时统制的思维与能力开始积累。

总体而言，1931—1936年的中国工业绝对规模并未显著扩张，但“抗战工业”的制度与组织雏形已隐然成形，为后来的全面抗战打下了基础。

全面抗战与大后方工业时期（1937—1945年）

尽管战前国民政府对中日之间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有所意识，也开展了必要准备工作，但当卢沟桥事变、淞沪事变发生、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时，国民政府在政治、军事、经济、战争动员能力等方面的弱点暴露无遗。中国共产党呼吁建立全民族抗战统一战线，“生存—迁移—重建”成为这一阶段工业发展的主线。

工业西迁与再布局。沿海与华中大量工厂冲破封锁线，内迁至川、渝、滇、黔、陕、甘地区。其中最著名的是，1938年10月爱国实业家卢作孚领导的民生公司成功组织“宜昌大撤退”，40天内将数十万吨设备、物资和数万名难民及西迁师生、科研人员安全撤往大后方，为持久抗战保存了重要的工业“火种”。汉口申新纱厂西迁宝鸡，在陕北建立起窑洞工厂。后方交通与基础设施布局加速，海运与铁路受阻后，长江—湘黔—川藏的陆路与水路结合成为“命脉通道”，滇缅公路与“驼峰航线”承载战略物资与关键设备。原本以商贸、会馆与小手工业为主的西南、西北城市，迅速叠加兵工、冶金、机修、化工、纺织、电力等功能，成为新兴工业节点。

战时工业政策与组织动员。国民政府依托资源委员会等机构统筹关键行业，实施物资统配、价格管制、运力统筹与外汇集中；以军工为龙头，带动钢铁、煤电、化工、机修、纺织等行业重组，官营和公私合营比重上升；迁都重庆，在西南地区启动后方工业体系建设。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，陕甘宁、晋察冀等广大抗日根据地遵循“自力更生、就地取材”方针发展小型军工、民用手工业与农业副产品加工，土法高炉、简化机修、轻便兵工、军需纺织、盐碱化工与医药改良等“小而全”体系逐步成型；“大生产运动”兼顾生产自救与军需保障，形成与国统区互补的“毛细血管式”工业网络。

产业规模的历史纵向比较和国际横向对比。与1931年前相比，尽管因沦陷区损失与轰炸破坏，总体产出规模难以超过战前高点，但结构质量显著改善，在大后方形成了更完整的工业门类与更强的配套能力；重工业、兵工与基础原材料的相对比重明显上升，产业链条拉长，关键零部件与基础化学品的本土发展取得进展；国营企业在关键行业占比由战前的少数跃升为“过半骨干”。与同时期的美、英、日等国家相比，中国工业总体规模与生产率仍有数量级差距，但独立性与持续作战能力显著增强；尤其是在钨、锡、锑等战略资源供给以及再生橡胶、军需纺织、修理再制造等方面形成了对战局具有关键意义的供给能力。

概言之，全面抗战八年，中国工业以更高的国家动员水平与更广的地理纵深，为国家抵御外侮、维系社会生产与民生供给，托起了一套基本可自洽的工业命脉。

中国工业抗战产生的深远影响

建立起较为完整、独立性较强的工业体系

抗战迫使中国在资源采选、能源动力、材料冶炼、机械制造、化工医药、兵器弹药、交通修造与信息通信等关键环节实现快速补链与强链。虽然在规模与技术水平上与先进国家尚有差距，但“门类全、链条通、调度快、韧性强”的体系化雏形已现，形成以兵工与重化工为“点”，以运输、电力与标准为“线”，以区域工业集群为“面”的工业网络，在战争条件下实现生产的持续性与可组织性。这套体系为战后工业重建和新中国工业化储备了框架、经验与设备基础。

初步矫正结构失衡，重工业比重显著提升

战前以纺织、食品等轻工业为主的“薄底座”产业结构被战争迫使增加钢铁、煤电、机修、化工与兵工的比重，形成“重工底座—军工牵引—轻工保障”的层级结构。能耗、原材料与装备优先向军需和基础工业倾斜，带动冶金—机械—化工的协同扩能，结构性效率明显提升。高温高压、炸药化工、合金冶炼、耐火与热处理、精密测量等技术的攻关推进，为后续机械制造、化工与材料工业提供试验场与工程队伍。这一结构性重塑，使工业从“能产”走向“能战”，也为和平时期的产业升级奠定了基座。

加速发展西部工业，区域不平衡有力缓解

大规模西迁与新建使工业的地理重心西移。成渝—自贡—宜宾—泸州、昆明—曲靖、贵阳—安顺、桂林—柳州等节点集聚起冶金、盐化、机修、军工、纺织与电力工业，内陆初现“工业走廊”雏形。四川天然气、卤井盐与自贡盐化工，云南有色金属与深加工，贵州石灰石、煤与机修配套，形成就地取材、加工保障的资源—产业耦合发展路径。电力、道路、桥梁、仓储与技工学校随工业而至，带动劳动力技能升级与城市功能完善，奠定了战后西部进一步开发的物质与人力基础。

催生新兴产业，推进工业近代化进程

战时需求催生出若干新兴门类：航空修配与零部件制造、无线电与测量仪器、合成与基础化工（药品、火工品与橡胶代用品）、精密加工与热处理、标准化与计量检定系统等。大量“卡脖子”环节在工程化、工艺简化与标准统一中实现“从无到有”。以“问题导向—工艺再设计—材料替代—现场试验—规模放大”的路径，形成了工程技术迭代的战时范式。这种工程文化的养成，为后续大规模工业化提供了软基础。

突破地方分割，国家资本主导体制基本确立

战时的物资统配、价格管制、运输统制与金融调度，弱化了军阀割据下的地方封锁，形成了跨区域统一市场的雏形。军工、钢铁、化工、电力等战略性行业由国家资本牵头，带动上下游配套进入“计划—执行—考核”的链条，提升资源配置效率，由此公私并举、军民协同的体制框架初步定型。这一体制既回应了战时效率，也成为战后工业化举国体制的重要源头。

培养了一批具有现代意识的工矿企业人才队伍

西迁高校（如西南联大、中央大学等）与科研机构在大后方汇聚，资源委员会与兵工系统以项目为牵引形成“工程—科研—生产”一体化的人才培养机制。兵工、冶金、化工、电力等企业引入现代会计、成本核算、工时与质量管理，建立计量检定与标准执行体系，从“师傅作坊”走向“流程化工厂”。大量工程技术与管理人才在高压环境中快速成长，成为战后工业化与新中国工业建设的重要骨干。

从工业抗战到制造强国的当代启示

抗战时期的中国工业在残酷战争中完成了体系再造与结构升级，也沉淀出穿越时空的启示。

抗战精神与工业韧性

坚韧团结的抗战精神，是工业韧性的灵魂。以国家意志凝聚资源、以群众动员夯实体制、以工程理性解决问题，是跨越极限约束的根本。今天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，仍需这种“迎难而上、久久为功”的精神底色。

区域协调与纵深战略

战时统筹实现了跨区域的产业接续与要素流动，形成了“纵深—冗余—替代—调度”的韧性结构。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、陆海新通道建设与中西部先进制造布局，以及构建面向新形势的供应链安全，同样需要从历史经验中汲取“安全—效率—平衡”统一的政策智慧。

自主创新与工程文化

战时攻关形成了“问题牵引、快速试制、标准统一、现场迭代”的工程方法论。今天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与产业化，同样要坚持项目制、揭榜挂帅与场景驱动，打通“基础研究—工程化—产业链”的闭环。

人才为先与制度供给

战时的教育迁移、工科加强与企业实训塑造了现代工程人才群体。今天系统布局高水平人才培养、产教融合与国际合作，完善标准计量与质量基础设施，夯实“软硬兼备”的工业底座。

历史如同一台大型机组，关键在于动力、传动与控制的协同。抗战时期，中国工业以极限条件下的协同运行守住了国家生存线，又以体系化的再造为现代工业化开启了新局。在通向制造强国的道路上，回望这段历史，不仅是致敬，更是镜鉴。

END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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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源：中国工业和信息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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